臧新义,字涵之,号雨园、抱玉室主人、三王门下。中文学士、法律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东城书法家协会理事,刘艺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俗书画院副院长。出身于教育世家,幼承家学,从读过私塾的祖父习书,楷书入手于颜鲁公《勤礼碑》,后钟情于汉代碑刻,遍临汉隶名碑,多取《礼器碑》之古质典雅、《封龙山颂》之宽博爽骏以及《鲜于璜碑》之朴拙厚重,并间习竹简帛书,力追秦汉古雅气厚的大境之美。行书以王羲之《圣教序》为基,纵情于晋行草书之风神俊逸、古韵悠长,尤得力于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珣),并细心研习文徵明、董其昌诸家。早年曾获河南省大学生书法三等奖,北京市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师从当代书法大家、中国书协顾问刘艺先生,书风古雅典正、浑朴刚健、清新俊逸,饱含金石之味,书卷气浓厚。在国家级书法核心报刊发表有《道统与闲适——论书法的社会功用与审美性》、《魏晋书法生成论》、《酒与草书》、《书法审美构成的主客观因素》等多篇学术论文。多年浸润中国古代典籍,内蕴深厚而气度昂藏。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座右铭,以诗酒茶为自娱,以书法艺术为生命状态和人生乐趣,用坚定、敬畏的心对书法艺术进行着实践和探索。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书法是与文字相伴而生的,二者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书法这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数千年来历久而不衰,承载了太多民族文化与个体精神诉求。对个体而言,书法要想达到一定高度,必然要经历艰辛与苦痛,但在此过程中亦可享受到愉悦和畅怀。书法水平的提高,除临池不辍之外,还应注重两方面的积累:一是读万卷书,以汲取前人之优秀思想与才识,养浩然之气;二是行万里路,以求胸中有丘壑,得博大之象。
观新义书作,可以看他对王羲之及魏晋风度的理解与向往,这种魏晋风度不仅是一种雄强的笔势而表现出的优美体态,更重要的还应当有旷达、放荡不羁的情怀与精神气质。魏晋士人都是非常狷介的,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也必然如此。韩玉涛先生在《王羲之〈丧乱帖〉考评》文中认为《丧乱帖》,字势雄强,是真正的右军风骨。且具惨淡之美,具有深邃的艺术情境和崇高的艺术价值。如果把王羲之的字写得很优美或者流美,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王羲之,他还有一种独有的风骨。现在学王羲之字的人把他的字写得很美,笔画中规中矩,说是中庸之美,但这只是王羲之的一面,他还应当有另一面,或粗头乱服、或哀婉、或放荡不羁、或惨淡……。总之,这些味道复杂而又完美的体现才是真的王羲之,这是必须要有的,这才是魏晋风骨所应当体现出来的东西。像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梅调鼎时说:“初唐诸家,最得二王乱头粗服的真趣,要算太宗的《温泉铭》,梅字的路数,和这一体很相近。”这说明中庸之美并不是王羲之唯一的风格,他还有一种乱头粗服之美,而真正体现魏晋风骨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现代人难以从精神层面去追求王羲之,往往在字形上下大功夫,最终得到的多是平和雅正这样一些东西。形式上的东西追求太多,而内涵上的精神面貌、气质和那种痛苦挣扎以及对时代和人生的绝望等,却是今人难以表现的。所以对王羲之的书法要从精神层面多了解,要从心灵深处来感悟。新义在学习王羲之的时候,尽可能把自身的精神思想沉浸到古人那个世界里,去体味、去追求、去感受,力求与先贤之精神尽可能地相通。赵孟頫在《定武兰亭跋》中云:“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无数个夜晚,新义沉浸在临习王氏一门的信札尺牍之中,以探究古人之笔法。
新义还崇尚汉碑之气象雄阔,古朴典雅。他的隶书发蒙于《礼器碑》,清代大金石学家王澍《虚舟题跋》评此碑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指《礼器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这个碑在孔庙里边,极力展现的是大汉那种雍容华贵的气魄与魅力。观新义隶书作品,苍劲有力,用笔如刀砍斧凿,寓险绝于平正之中,既隽秀又刚劲,既秀雅又肃穆,神采超然,有一种郁郁葱葱的庙堂之气,确乎已得《礼器碑》之真髓。他还悉心研习《鲜于璜碑》,以求其隶书取法高古,险峻雄壮,厚重古拙。并在《封龙山颂》里化身立法,求得方正古健的磅礴雄强气势和粗犷俊朗的阳刚之美。宛如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人言东坡词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观其隶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学习汉碑的同时,新义也注重借鉴一些汉简与帛书笔意,如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汉简的研究,有意识地把简牍帛书的字形结构和笔墨情趣及运用方法融入到隶书之中,以增加其厚重与古味,力追汉隶古雅气厚的美学效果。